“包括我自己。”

这句话落在教室里的那一刻，温梵森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目光——不是之前那种试探的、打量的、评估的目光了，是另一种，更沉更冷，像钉子，像鱼钩，像什么东西扎进皮肤里拔不出来的那种。她知道那句话会被误解，或者说，她需要它被误解。

在这个教室里，真相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因为真相只有一个，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相信的“真相”。她给出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可以被任意解读的信号，有人会理解为“她在承认自己是追猎者”，有人会理解为“她在说所有人都想杀人，包括她”，有人会理解为“她在威胁”，有人会理解为“她在求救”。

同一句话，被不同的耳朵听到，变成不同的意思，而她会根据那些不同的意思，判断每一只耳朵的主人是谁、在想什么、怕什么、想要什么。

她收回目光，从窗边走向教室中央。风衣下摆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摆动，在地面上扫出一小片干净的、没有灰尘的区域。

她的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的声音不是之前那种稳如节拍器的嗒嗒嗒了，是另一种节奏，不规则，忽快忽慢，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每一步都要先试探一下前面的地面是实的还是空的。

这是她故意走出来的步伐。她在用自己的脚步声告诉教室里的人——我是犹豫的，我是不确定的，我不是那个掌控一切的人，我只是一颗被卷进来的、和其他人一样恐惧的棋子。

这是她在金宴评分表上学到的一课：永远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太强，因为太强的人会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永远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太弱，因为太弱的人会被第一个吃掉。最强的状态，是让别人觉得你“强但不稳定”——有威胁但威胁不确定，有危险但危险不冲着任何人去。这样所有人都会提防你，但不会优先攻击你，因为他们不确定打了你会不会反弹、反弹的力度有多大、自己扛不扛得住。

温景酌在几步之外看着她走路的姿势和节奏的变化，那双画家的眼睛捕捉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不是步伐本身，是步伐下面的意思。他嘴角弯了一下，不是笑，是一个“我看到了”的确认，像两个在人群中擦肩而过的特务，谁都没看谁，但手指在空气里比了一个只有对方才能看懂的手势。

他收回视线，从兜里掏出那柄折叠刀弹开刀刃，在拇指指腹上试了试锋利度。刀刃很利，轻轻一碰就划开了一道细小的口子，血珠从皮肤下面渗出来，圆滚滚的，像一颗小小的红色的珠子，在应急灯的昏黄光线下闪着暗沉的光。他把那滴血抹在裤腿上，动作随意得像在擦一支笔，然后把刀合上收回口袋，抬起头重新扫视整个教室。

江琐予站在他旁边，不哭了，但脸上的泪痕还在，干了的泪痕绷在皮肤上，把脸绷得紧紧的，像一张被水泡过又晒干的纸，皱巴巴的，一碰就碎。她的手不抖了，抱着相机的手很稳，稳得像一个在暴风雨中依然把住舵的船长。不是因为不害怕了，是因为害怕到了极致之后身体会自动进入一种“准静止状态”——肾上腺素还在分泌，但肌肉不再颤抖，瞳孔不再放大，呼吸不再急促，所有不必要的能量消耗都被系统自动关闭了，只留下最核心的、最基础的、最能保命的几个功能还在运行。她现在就像一台被强行降频的电脑，风扇不转了，屏幕暗了，但CPU还在后台默默跑着最重要的那个程序。

宋祀烬站在三人稍稍靠前的位置，用身体把江琐予挡住了半个。不是完全挡住，是挡了左边，右边留给温景酌，后面是墙，前面是温梵森。这是一个很精妙的、不需要商量就自动形成的防守站位，像一群迁徙的鸟，没有人指挥，但每一只都知道自己该飞在哪个位置。她在笔记本上新写了三行字，写完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把那一页撕下来折了两折塞进口袋里，笔记本合上夹回腋下。钢笔没放回去，还握在右手里，笔尖朝下，像握着一把很小很小的剑。

教室里突然有人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那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带着气音的、像漏气的皮球被踩了一脚之后发出的噗嗤一声，短促而尖锐，像一根针扎进气球爆开的那一霎那。笑的是一个女生，扎着双马尾，穿着一件粉色的卫衣，卫衣上印着一只卡通猫，猫的眼睛是两个圆圆的点，嘴巴是倒着写的“ω”，看起来又傻又天真。她坐在第三列第三排，靠着过道，手里拿着一把剪刀，那种裁缝用的、长嘴巴、银色刀身、黑色塑料手柄的剪刀。剪刀的刀尖上有一点暗红色的、还没干透的东西，在应急灯的光线下反着光，一闪一闪的，像一颗小小的红宝石。她把剪刀举到眼前，歪着头看刀尖上那滴血，像在看一朵刚开的花。

“原来杀人这么简单。”她说，语气轻得像在说“原来这道题这么简单”，带着一种恍然大悟的、甚至有点天真的欣喜，“我还以为会很难。要用力刺，要找对位置，要避开肋骨，要按住嘴巴不让他叫出声。但真的做的时候，什么都没想，手自己就动了，刀自己就进去了，他就死了。”她顿了顿，把剪刀放回桌上，剪刀在桌面上弹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像下课铃，“跟剪布一样。咔嚓一下，就断了。”

教室里的空气几乎要凝固成固体了。所有人都在看她，有的目瞪口呆，有的脸色惨白，有的瞳孔放大，有的嘴角不自觉地抽搐，像被电流击中了某根不该被碰到的神经。那个女生抬起头，用那双圆圆的、黑亮的、睫毛很长很翘的眼睛扫了一圈教室里的人，然后笑了。那笑容干净得像幼儿园小朋友画的太阳——圆圆的脸，弯弯的嘴，两颊各点一颗红点，天真烂漫得不讲道理。

“你们不会以为追猎者只有一个吧？”她歪着头，双马尾跟着晃了晃，“规则说的是‘答‘到’者中，每晚会有一人在熄灯后成为‘追猎者’。”她加重了“一人”两个字，然后突然收起笑容，声音压得很低，低到每个人都要屏住呼吸才能听清，“但规则后面还有一句——‘追猎者需在天亮前完成至少一次猎杀’。至少一次，不是正好一次。也就是说，追猎者可以杀很多人。而如果追猎者杀了很多人，那……”

她没有说完，但所有人都听懂了她说的是什么。

如果追猎者杀了很多人，那被杀的人里，可能有人根本就不是追猎者杀的。可能是另一个想浑水摸鱼的人杀的，可能是有人想借着“追猎者”这个幌子报私仇，可能是有人想通过杀人来获取某种“资格”——自己成为追猎者，或者阻止真正的追猎者完成猎杀。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都一样：天亮之前，这个教室里会有不止一具尸体。

温梵森停住了脚步。她站在教室正中央，第四排和第五排之间的过道上，左右都是人，前后都是椅子，她被夹在一个很难快速脱身的窄小空间里。她没有慌张，甚至没有加快呼吸，只是慢慢地把双手插进风衣口袋，左手握着那支笔，右手空着。她侧过头，看着那个拿剪刀的女生，目光在那张天真的、带着血迹的、笑着的脸上停了两秒。

“你杀的是谁？”她问。

女生指了指教室最后面那排。第六列第八排，靠墙的位置，有一个男生趴在桌上，头埋在胳膊里，一动不动。他趴了很久了——从灯亮之后就一直趴着，没有人注意到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关注那个白衬衫胸口插刀的男人。没有人想到，在他还趴着的时候，已经有人死了。

温梵森走过去。她的脚步很轻，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在雪地里走路，怕踩空了掉进看不见的坑里。她走到那个趴着的男生旁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颈侧——皮肤冰凉，没有脉搏，已经死了有一阵子了。她把手收回来，指腹上沾了一点暗红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不是血，是更稀的、像掺了水的颜料一样的液体。

“怎么死的？”她问。

女生还在笑，剪刀在她手里转了一圈，像温景酌转打火机一样熟练：“我用剪刀捅了他的后颈。那里骨头少，软，一捅就进去了。他连声音都没出，就像睡着了一样，慢慢趴下去，然后就死了。”

“你知道后颈是人的要害吗？”

“不知道。”女生摇头，马尾辫甩来甩去，“我就是觉得那里看起来好欺负。他趴着，脖子露在外面，白白的，细细的，像一只……像一只鹅。我就捅了。捅完之后才知道那里是要害。原来杀人真的不用学，手自己就会。”她说着说着，声音里多了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炫耀，不是恐惧，不是后悔，更像是一种困惑，像一个小孩发现自己随手扔出去的石子砸死了一只鸟，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这么小的力气、这么随意的动作、这么漫不经心的一扔，就能让一只活蹦乱跳的鸟变成一具僵硬的小尸体。

教室里有人开始哭了。不是之前那种压抑的、无声的、只流眼泪不出声的哭，是嚎啕大哭，嘴巴张得很大，声音从嗓子深处挤出来，带着撕裂的、破碎的、像玻璃被踩碎的声音。

哭的是一个胖胖的男生，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校服扣子系错了位，下摆一边长一边短。他坐在第一列第一排，靠着讲台，哭得浑身发抖，椅子跟着他一起抖，椅腿在地上发出急促的、像机关枪一样的嗒嗒嗒嗒声。他一边哭一边喊：“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还没毕业……我还没谈恋爱……我还没……我还没活够……”

温景酌看着他，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嘴角往下撇了一点，像看到了一个不值得同情的可怜虫，又像看到了一面镜子。他走过去在那个胖男生旁边蹲下来，伸手拍了拍他的后背，力道不轻不重，介于安慰和催促之间：“别哭了。你越哭，他们越觉得你好欺负。你要是不想死，就别让别人觉得你容易死。”他说完站起来，转身走开，走了两步又回头补了一句，“对了，你校服扣子系错了。系好一点，死的时候体面些。”那话像一把刀捅进去又拔出来，不带血，但伤口在，疼得人连哭都忘了。

胖男生愣住，低头看了看自己系错位的扣子，然后慢慢地把扣子一粒一粒解开又重新系好。他系得很慢，手指在发抖，扣子又小又滑，好几次扣不上，但他很耐心，一遍一遍地试，像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也许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人在什么都控制不了的时候，会紧紧抓住那些还能控制的东西，比如一粒扣子，比如一个坐姿，比如一句话该不该说出口。

这不是坚强，这是本能。

江琐予从宋祀烬身后探出头，看着那个系扣子的男生，眼眶又红了，但这次没哭。她慢慢举起相机，镜头对准那个男生，调焦，按快门——咔嚓一声，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教室里像一声惊雷。所有人转头看她，她缩了一下脖子但没有放下相机，又按了一下快门——咔嚓，又一声。

“你在干什么？”有人问。

“记录。”江琐予的声音很小，但很稳，“我在记录发生的事。万一……万一有人能活着出去，至少有一份记录，告诉他们这里发生了什么。”

她没说的是——她想让外面的人知道，她不是只会哭，不是只会缩在别人身后发抖，她也有能做的事。记录也许救不了任何人，但至少能让那些死去的人不被彻底遗忘。在这个连死亡都变得廉价的地方，被记住，也许是唯一比活着更昂贵的东西。

温梵森从死者旁边走回来，经过那个拿剪刀的女生时停了一下。她低头看着那把放在桌面上的剪刀，刀尖上的血已经干了，变成一小片暗红色的、像油漆一样的东西，紧紧地附着在银色的金属表面上，怎么擦都擦不掉。她伸手拿起那把剪刀，在指间转了一下，刀刃在应急灯的光线下划出一道银白色的弧线。

“剪刀借我用一下。”

女生愣了一下：“你要干什么？”

温梵森没回答，拿着剪刀走到讲台前面，把点名册翻开，翻到空白页，用剪刀的刀尖在上面刻了几个字——【规则补充：投票环节，每人可投多票。】

她刻完，把剪刀放下，退后一步，看着点名册上那行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过的字迹。教室里的灯管全部闪了一下，不是灭掉再亮起来的那种闪，是亮度突然增加又突然降回去的那种闪，像什么东西在那一瞬间吸走了所有灯管的能量，又像什么东西在那一瞬间释放了大量能量，被灯管捕捉到了。闪完之后，黑板上的规则第六条下面多了一行小字——【新规则已生效：投票环节，每人可投多票。——修改者温梵森】

温梵森看着那行字，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果然如此”的确认，像猜到谜底的人看到谜面被揭开时的那种微微的、几乎不动声色的释然。她转过身面对全班，那群人的脸在她眼前展开，像一幅画，但画的是地狱。

“规则第六条说，‘你们可以自己改规则，只要能证明’——我刚才证明了。用剪刀刻字，用点名册当载体，用全班人的亲眼见证当证据。规则现在改了，每人可以投多票。”她顿了顿，把剪刀拿起来又放下，刀尖在讲桌上磕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的、像铃铛一样的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投票不再是‘单选’了。你可以把所有票都投给同一个人，也可以分散投给不同的人。你可以拉票，可以买票，可以威胁别人投给你想投的人，也可以给自己投票。投票，变成了权力。而这个教室里，谁掌握投票权，谁就掌握了生死。”

教室里又有人动了。不是明显的、大幅度的动，是细微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动——有人把手伸进包里又抽出来，有人把椅子往旁边挪了半寸，有人把桌上的白纸翻了个面，有人在桌子底下用手机打字。温梵森把这些细微的动作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像在一张白纸上用铅笔轻轻点下几十个点，每个点的位置、大小、深浅都不一样，但最后都会连成一条线。

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拉帮结派，利益交换，互相出卖，背后捅刀。这个教室会变成一个微缩的、浓缩的、高压锅一样的政治场，每个人都在找盟友，每个人都在防盟友，每个人都在计算“谁最能帮我活下去”和“谁最可能害死我”。

投票权从“每人一票”变成“每人多票”，意味着投票不再是“选择”，而是“分配”。你可以用票来奖励你的盟友、惩罚你的敌人、收买中立者、保护你自己。这是一个比杀人更精巧、更残忍、更不见血的游戏，因为杀人至少还有限度——刀钝了刺不进去，枪没子弹了打不响。但投票不需要任何工具，只需要一张嘴说“我投你”，手指动一动，一条命就没了。

教室角落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像猫叫一样的呜咽。不是被吓哭的那种呜咽，是那种憋了很久实在憋不住、从牙缝里渗出来的、几乎无声的呜咽。

一个瘦小的女生蹲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下面，双手抱着膝盖，脸埋在膝盖里，整个人缩成一个小球。她的校服上沾着灰，头发乱糟糟的，像刚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难民。没有人注意到她，除了江琐予。江琐予抱着相机走过去，也在那排椅子下面蹲下来，把相机放在地上，伸手摸了摸那个女生的头，动作很轻很慢，像在摸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动物。

“别怕。”江琐予的声音也很轻，轻到只有她们两个人能听见，“我不会伤害你。”

女生抬起头，那张脸上全是泪水和鼻涕，眼睛肿得像桃子，嘴唇干裂起皮，像很久没喝水了。她看着江琐予，眼神里有一种江琐予很熟悉的东西——不是恐惧，是绝望。那种在泥沼里挣扎了很久、发现越挣扎陷得越深、最后干脆放弃挣扎、等着泥水慢慢没过口鼻的、连呼救都懒得呼救的绝望。

“所有人都会死。”女生的声音沙哑得不像是人的声音，更像是砂纸磨木头，干涩，粗糙，带着碎屑，“这个教室就是一口棺材。门锁着，窗子封着，灯管里那些滋滋声不是电流，是有人在说话。你们听不见吗？他们在说——‘一个都不能少’。”

江琐予的手僵在她头顶上。

教室里，温景酌第一个反应过来。他从口袋里掏出折叠刀弹开刀刃，走到最近的窗户前，用刀背敲了敲玻璃——不是普通的玻璃，是防弹玻璃，厚得能挡住小口径手枪的子弹。他又走到门口，蹲下来检查门锁——不是普通的门锁，是电子锁，没有钥匙孔，没有密码盘，没有指纹识别区，只有一个平滑的、闪着微弱红光的金属面板。面板上刻着一行很小的字——【请等待。天亮自动开启。】

自动开启。

不是“可以开启”，不是“允许开启”，是“自动开启”。也就是说，在系统设定好的时间之前，这扇门没有任何办法能打开。温景酌站起来，把折叠刀合上收回口袋，转身靠着门板，双手插兜，看着教室里那些或惊慌或麻木或疯狂的人，脸上没有表情。

宋祀烬走到讲台前，拿起点名册翻到温梵森刻字的那一页。她用钢笔的笔尖轻轻描了一下那些刻痕，墨汁渗进被刀尖划开的纸纤维里，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染成了深蓝色。然后她把钢笔收起来，合上点名册，放回讲桌上，转身面对着教室。她的眼镜片在应急灯昏黄的光线下反着光，遮住了她的眼睛，但遮不住她嘴角那道冷冷地、像刀锋一样的弧线。

“投票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开始。”她说，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分量，像一块石头被扔进水里，不是砸出水花，是沉到底，压在那儿不动，“这一个多小时里，会发生很多事。有人会结盟，有人会背叛，有人会杀人，有人会自杀。有人会以为自己能活到最后，有人会以为自己活不到最后。有人会在最后一秒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出卖，有人会在最后一秒发现自己最恨的人一直在保护自己。”

她推了推眼镜，眼镜架在她鼻梁上卡了一下，发出细碎的咔哒声。

“但不管发生什么，天亮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扇门。不是因为我说的，是因为规则说的——‘全班投票选出最可疑的人，得票最高者处决’。不是处决最可疑的人，是处决得票最高的人。”她重复了这句话，放慢了语速，让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每个人的耳朵里，“可疑，是可以被制造的。证据，是可以被伪造的。证人，是可以被收买的。投票，是可以被操控的。而处决，是不可逆的。”

教室里有一半的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或者说，不愿意听懂。那些听不懂的人会在天亮之前变成尸体，不是被杀就是被投票投死。

那些听懂的人在沉默，在思考，在计算，在权衡。他们知道宋祀烬说的话不是在吓唬人，是在告诉他们一个残酷的事实——投票不是审判，是处刑。

审判还需要证据，处刑只需要“多数人同意”。

温梵森站在讲台旁边，离宋祀烬不远。她没有看宋祀烬，目光落在黑板上的那行红字上——“最终解释权归本次晚自习全体参与者所有”。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宋祀烬说完话走回来了她都没有移开视线。

“你说得对。”温梵森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像在和宋祀烬说，又像在和自己说，“投票不是审判，是处刑。但你说错了一点——不是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扇门。”

宋祀烬转头看她。

温梵森从口袋里把那支笔拿出来，举到眼前。笔杆光滑如镜，没有任何刻字，笔毛乌黑发亮像刚从什么东西身上拔下来的。她用拇指轻轻拨了一下笔毛，笔毛弯了弯又弹回去，弹性好得不像是一支秃了的老毛笔。

“规则说，得票最高者处决。但规则没说，处决之后不能继续投票。”

宋祀烬的瞳孔缩了一下。

“理论上，”温梵森把笔收回去，手插回口袋，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可以一轮一轮地投票，一轮一轮地处决，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但规则也说了，‘天亮时投票’——天亮时，不是天亮前。也就是说，只有一次投票机会。一次投票，只能处决一个人。”

她顿了顿，嘴角那个极淡极淡的弧度又出现了。

“除非，在天亮之前，有人能证明‘投票可以多次进行’。怎么证明？不用我说了吧。”

宋祀烬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没有野心，没有恶意，没有怜悯，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干净的、冰冷的、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的计算。她知道温梵森在说什么——她想让这个教室变成一个永不停歇的投票机器，一轮接一轮，直到所有人都死光，或者所有人都屈服于她设定的规则之下。这不是杀戮，这是统治。

用规则统治，用投票统治，用人心统治。

杀人见血，见她不见血。

教室里的灯管又开始闪了。这次不是依次闪，是全部一起闪，节奏很快，像心跳过速，像什么东西在拼命挣扎，像一个人在溺水时最后的扑腾。闪了十几下之后，灯管全部灭了，应急灯也灭了，整个教室陷入了彻底的、绝对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黑暗里有人在尖叫，有人在骂脏话，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跑，有人摔倒，有人被踩，有人喊“谁踩我”，有人喊“谁摸我，我操你妈！变态啊？！”，有人喊“谁她妈推的我！”。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开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每冒一个泡就是一个人的恐惧从喉咙里翻出来，翻出来就碎了，碎了就没了，没了就再也盖不回去了。

温梵森在黑暗中站着没动。她能感觉到有人从她身边跑过，带起的风掀动了她的风衣下摆。她能感觉到有人撞到了她的肩膀，撞得很重，她往旁边歪了一下，但站稳了，没有摔倒。她能感觉到有人伸手想扶她，那只手碰到了她的手臂，但被她轻轻躲开了，不是怕，是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任何人产生任何形式的“联系”，因为黑暗中的每一次接触都可能被当作证据，在天亮后被用来指认“你当时在他旁边”。

她把判官之眼打开了。

不是刻意打开的，是它自己打开的，像一只沉睡的动物终于睡够了，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睁开了眼睛。她眼前的世界变了——不再是黑暗，是一种灰蒙蒙的、像黎明前最后一刻的天空一样的颜色。她能看清教室里的一切——桌椅、墙壁、天花板、灯管、黑板、讲桌。她能看清每一个人——他们的轮廓、动作、表情、甚至毛孔里渗出的汗珠。

她还能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不是“不该看到的”，是“正常情况下看不到的”。比如，有人口袋里藏着枪，枪是黑色的，很小，像玩具。有人鞋底沾着血，不是他自己的血，是别人的，因为血渍的形状是溅射状的，不是踩上去的，是喷上去的。有人在哭，但眼泪从他脸上滑落的时候，有一瞬间变成了黑色，然后又变回透明的。

判官之眼的时间窗口很短，大概只有两到三秒，但在这两到三秒里，她看到的比正常人花十分钟看到的还多。她把那些信息分门别类地存进脑子里——威胁、可拉拢、可操控、可抛弃，然后用意识关闭了判官之眼。黑暗重新吞没了一切，但她已经不需要眼睛了。

黑暗中传来一声枪响。

不是那种电影里的、清脆的、像拍手一样的枪响，是闷的、沉的、像有人在被子里放了一个巨大的鞭炮，声音被什么东西裹住了，出不来，只能在被子里面炸开，把被子炸得鼓起来，然后又瘪下去。枪声响过之后，有人倒下的声音——身体撞在椅子上，椅子翻倒，桌子被撞歪，桌上的东西哗啦啦地掉了一地。然后有人尖叫——不是恐惧的尖叫，是愤怒的尖叫，是那种“你居然敢”的、带着被背叛的狂怒的、像野兽受伤时发出的低吼。

灯亮了。

不是应急灯，是教室里的日光灯管，一根接一根地亮起来，像有人在百米赛跑的起点上一枪打响，所有人同时冲出去。光从靠窗的那根开始，依次往门的方向亮过去，每一根亮起来的时候都发出滋的一声，像叹息，像抱怨，像久病的人被强行叫醒时发出的那种不情不愿的哼唧。等所有灯管都亮起来，教室里的惨状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第二列第四排，一个女人倒在血泊里。她四十岁左右，短发，穿着深蓝色的职业套装，手里还握着一把枪——那种小型的、银色的、像玩具一样的掌心雷手枪。枪口还冒着淡淡的青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像过年时放完鞭炮后残留的那种味道，但更浓更烈更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