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的共方代表开始回答。说的都是官面上的话，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良好，双方虽有小的摩擦但都在可控范围内，我方愿意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中规中矩，挑不出毛病。记者们唰唰地记着，闪光灯偶尔亮一下，一切都在按剧本走。
然后左蓝站了起来。
她没有提问。她是顾问，不是记者，她没有提问的资格。但她站了起来，站在共方代表团的席位上，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
“各位，”她说，“我有一份材料想向大家通报。”
会场里安静了一瞬。美方代表皱了皱眉，看了中方代表一眼，中方代表也皱了皱眉，但没有人出声阻止。在这种场合，阻止一个代表团的顾问发言，不管她要说的是什么，都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左蓝翻开那份文件。
“根据我方掌握的情报，”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冬天的河水结了冰，清亮脆响，“军统天津站自本月初以来，在我代表团驻地附近安插了多名特务，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对我方人员的活动进行监视和跟踪。具体名单和活动记录，我方已整理成文，现提交给美方代表。”
会场的空气像被人抽走了一半。谢云握着笔的手停下了。她抬起头，看着左蓝。左蓝的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不愤怒，不激动，只是平静地陈述事实，像一个医生在宣读诊断报告——冷静得近乎冷酷。
“我方对此表示严肃关切，”左蓝继续说，“并希望军统天津站方面能够遵守停火协议精神，立即撤走上述人员，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干扰我方人员的正常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贵方承担。”
说完，她坐下了。
会场里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钟像被拉长了，拉得像一根快断的弦。然后嗡的一声，议论声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涌出来，记者们交头接耳，翻译们窃窃私语，美方代表交头接耳了一会儿，中方代表的脸色不太好看了。
谢云低下头，开始写。她写得很快，把左蓝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但她心里清楚，这份记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站长不需要她来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全场的记者都会把这一幕写进稿子里，明天的报纸会用大标题登出来。
她想的是另一件事。
名单。左蓝手里有一份名单。名单上有名字、有活动记录、有具体的时间地点。这不是“有人看到可疑人物”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这是一份完整的、细节详实的、经得起核查的材料。这样的材料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也不可能是通过零散的观察拼凑出来的。
它只能是有人从内部递出去的。
谢云的目光从笔记本上移开，在会场里转了一圈。她没有看任何人，只是在转，像一个旋转的摄像头，把所有人的表情都收入眼底。然后她低下头，继续写。
她写了一个名字。涂掉了。又写了一个。又涂掉了。
纸被笔尖戳破了一个小洞。
散会后，谢云没有和余则成一起走，李涯的属下已来告诉她李队长在车里等她。她收拾好东西，拿着皮包低着头往外走。她走得不快不慢，脚步均匀，像一个人在散步。但背挺得很直，直得有点僵硬，像一根被绷紧的弦。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听见有人在身后叫了一声：“程文意。”
她的脚步停了。不是她想停，是那三个字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拴住了她的脚踝。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久到她几乎以为这个名字已经死了，埋了，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她知道是谁在叫她。
她没有转身，停了几秒钟，然后继续往前走。步子没有乱，和刚才一样均匀。但她的心跳已经乱了，乱得像被人打翻的一盒钉子，叮叮当当滚了一地，捡都捡不起来。
丁鸿礼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雨还在下，她撑开那把黑色的油布伞，伞面倾斜着，遮住了她的脸。他只能看见她的下半身，灰色旗袍的下摆，藏青色大衣的下摆，黑色的皮鞋踩在湿漉漉的石板地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她走得很稳。从头到尾，她没有回一次头。
丁鸿礼的右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是想去抓什么又没抓。他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叫住她。不，他知道。他只是不想承认。
丁鸿礼呆站在那里，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滴在他的肩膀上，滴在他的手背上，凉凉的，一滴接一滴，像一个数不完的数。
“丁鸿礼同志。”身后有人叫他。他转过身，是左蓝。她站在他身后两步远的地方，手里还拿着那份文件，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责备，不是好奇，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理解，像一口老井，你知道它很深，但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
“走了。”她说。
丁鸿礼点了点头。他跟着左蓝往外走，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门口已经空了，只有那把伞架上还立着几把湿漉漉的伞，水滴在地面上汇成一小滩一小滩的积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光。
她走了。他看了那滩积水一瞬，转过头，跟着左蓝走进了雨里。他拒绝了左蓝伸过来的伞檐，雨丝迎面扑来，凉凉的，细细的，像无数根针扎在脸上，有点痛。他没有加快脚步，就那么走在雨里，走得和平时一样快，一样稳。雨水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淌，淌过他的脸，淌过他的下巴，滴在他的衣领上。他不知道那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廖三民没有立刻走。他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看着人群散去，看着记者们收拾器材，看着服务员们收拾桌椅。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指尖在帽檐上一遍一遍地摩挲。
他想起今天他走到谢云桌前跟她说话。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过去。他告诉自己，这是工作需要。但他骗不了自己。
他站在那里，看着她撑伞走进雨里。雨水打在她的伞面上，发出细密的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很好听，像春天的蚕在吃桑叶。她听见丁鸿礼喊她时停了一下，没有回头，然后走到车旁，伞沿歪了歪，她侧身挤进了车门。
他应该恨她。
可他做不到。
帽子边缘已经被他摩挲得起了一层细细的毛，毛茸茸的，像小猫的耳朵。他把帽子戴上，走进了雨里。雨水打在脸上，让他清醒了一些。他站在雨里，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雨水顺着他的鼻梁往下淌，淌进他的嘴里，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腥。
他睁开眼睛，大步走向停在路边的车。拉开车门，坐进去，关上门。雨水从大衣上淌下来，在座椅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他坐了一会儿，发动了车。引擎的声音在雨里听起来闷闷的，像一头困兽在低吼。
他开车去了一个地方。不是回家，是城西的一条小巷，巷子深处有一间不起眼的杂货铺，铺面不大，门板已经上了，只有旁边一扇小门还亮着灯。他把车停在巷口，下了车，撑着伞走过去。在小门上敲了三下，停一停，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灰色的对襟棉袄，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他看了廖三民一眼，没有说话，侧身让他进去了。
门在身后关上。
屋子里很暗，只有桌上的一盏煤油灯亮着。光线昏黄，照得墙上的影子摇摇晃晃的。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混着旧纸和煤油的气味，闷闷的，这是一间很久没有开过窗的房间。
廖三民站在屋子中间，雨水从他的大衣上滴下来，滴在地面上，发出细小的、规律的声响。滴答，滴答，滴答。
“老周，”他说，声音有些哑，“我需要一个太太。”
老周抬起头，摘下老花镜，看着他。老周的目光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没有风吹过的水。他跟廖三民搭档了五六年，什么话都听过，但“我需要一个太太”这种话，还是第一次从这个个二十五岁的男地下党嘴里听到。
“说清楚。”老周把报纸折了折，放在桌上。
廖三民深吸了一口气。雨水的凉意从他的肺里漫开，漫到四肢，漫到指尖，让他微微发冷。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的，滞涩的，像一个很久没有说过话的人突然开口说话。
“我需要一个人，”他说，“帮我....”
他顿了顿。
“我一个人……不行，我，需要帮助。”
最后那四个字说得很轻，轻到像一声叹息。老周听见了。他看了廖三民很久，久到廖三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什么样的？”老周终于开口了。
“读过书的”廖三民说，“最好……年纪不要太小，稳重一些。”他顿了一下，“我也好找借口跟余则成往来。”
老周又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理解，担忧，还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像父亲看儿子一样的怜惜。但老周什么都没有问，只是点了点头。
“我给你安排。”他说，“到时候就说是你表姐，来天津投奔你的。”
廖三民点了点头。他转身要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周在身后叫住了他。
“三民。”
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不管发生了什么，”老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不大，但很平稳，“组织相信你。”
廖三民站在门口，手放在门闩上，站了很久。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在咽什么很苦的东西。然后他拉开门，走进了雨里。
门在身后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他没有撑伞。雨水浇在他身上，浇在他的头上，浇在他的脸上，浇在他的心上。他站在巷子里，仰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雨丝从天上落下来，无穷无尽。
他闭上眼睛。
雨水从眼皮上滑下去，凉凉的，像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