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她是一个作家。

“她的笔名是什么？”陆予琛的声音有些发紧。

陆柏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把车拐进了一条小路。路两边是大片的田野，远处有几个零星的村落，矮矮的房子，红顶白墙，像散落在绿色绒布上的几颗糖果。

车子停在一栋不起眼的村屋前。

陆予琛下了车，打量着这栋房子。两层楼，外墙刷着白色的漆，已经有些斑驳了。院子里种着一棵很大的桂花树，这个季节还没有开花，但叶子绿得发亮。院门虚掩着，门牌上写着几个字：晚亭书屋。

陆柏年推开门走了进去，陆予琛跟在他身后。

客厅不大，陈设简单，但每一样东西都透着一种被精心照料过的质感。沙发上有手工钩花的靠垫，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且听风吟”四个字，笔迹清秀而有力。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从里屋走出来，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本书。他看到陆柏年，愣了一下，然后目光越过他，落在了陆予琛身上。

那双眼睛浑浊但锐利，在陆予琛脸上停留了几秒之后，老人的眼眶忽然红了。

“这是……”老人的声音在发抖，“这是晚亭的儿子？”

陆柏年点了点头。“予琛，叫陈伯伯。你母亲的大学同学，也是她生前的委托人。”

陆予琛走上前，微微鞠了一躬。“陈伯伯好。”

陈伯看着他，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终于还是没忍住，老泪纵横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像，真像。晚亭要是还在，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很高兴。”

陆予琛站在那里，任由老人拍着他的肩膀，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这不是他第一次被人说像母亲，但这是第一次，他在说出“母亲”这个词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不是一个模糊的、快要褪色的影子，而是一个真正存在过的、有名字、有职业、有故事的人。

三个人在客厅里坐下。陈伯泡了茶，是上好的龙井，茶叶在玻璃杯里舒展开来，像一朵朵绿色的花。

“你母亲，”陈伯捧着茶杯，声音沙哑，“是我的学妹，比我低两届。中文系的，才女，读书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文章了。后来出了三本书，卖得都不错。如果不是……”他看了陆柏年一眼，没有说下去。

“如果不是什么？”陆予琛追问。

陈伯没有回答，而是站起身，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陆予琛面前。

“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陈伯说，语气忽然变得庄重起来，“她说，等她儿子成年了，交给他。如果她活不到那一天，就让我来交。”

陆予琛看着那个纸袋，手指微微发抖。

他伸出双手，把纸袋接过来，打开封口。里面是一沓信纸和一个U盘。信纸上的字迹他认得——是母亲的字，娟秀而略带倾斜，写在那种老式的横线信纸上。

第一页的开头写着：予琛，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了。

他把信纸轻轻合上，没有继续往下看。

不是因为他不想看，而是因为他怕。他怕在陈伯面前，在陆柏年面前，在看到这些字的瞬间失控。他怕自己维持了九年的冷静和体面，会在看到母亲笔迹的那一刻土崩瓦解。

他抬起头，看向陆柏年。

陆柏年坐在沙发的另一边，手里端着茶杯，目光落在那棵桂花树上，表情平淡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但陆予琛注意到，他端茶杯的那只手，指节有些泛白。

“陈伯伯，”陆予琛的声音很稳，稳到他自己都觉得意外，“我母亲当年，是怎么和我爸认识的？”

陈伯看了陆柏年一眼。陆柏年微微点了下头。

老人叹了口气，把茶杯放在桌上，慢慢地说：“你母亲在香港书展上认识你爸的。那一年她出了第二本书，被邀请去做分享。你爸……你爸是赞助商。”

“那时候他有妻子吗？”

这个问题问得直接而锋利。客厅里的空气瞬间绷紧了。

陈伯又看了陆柏年一眼，这一次陆柏年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只是端着那杯已经凉了的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像一个被告席上的犯人，等待着被宣判。

“有。”陈伯说，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安静的客厅里听得清清楚楚，“那时候陆先生已经结婚了。他的太太……叫宋以宁。”

陆予琛的大脑在这一刻忽然变得异常清醒。

宋以宁。宋以宁。

赵以宁。赵总的女儿叫赵以宁。

以宁。这个名字他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前刚刚听过，在沈冬的游艇上，在那个鹅黄色连衣裙的女孩自我介绍的时候。

这不是巧合。

陆予琛转头看向陆柏年。陆柏年依然没有看他，目光落在窗外的桂花树上，下颌线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弓。

“宋以宁，”陆予琛一字一句地念出这个名字，“是谁？”

陈伯张了张嘴，正要说话，陆柏年忽然开口了。

“我前妻。”

三个字，像三颗钉子，钉进了陆予琛的耳膜。

他前妻。

陆柏年结过婚，娶过一个叫宋以宁的女人。不是他母亲。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从未在任何家庭合影中看到过的女人。而这个名字，二十年后，出现在了沈冬游艇上一个年轻女孩的名字里——赵以宁，赵总的千金。

以宁。以宁。

是用那个女人的名字给女儿取的名？还是什么别的意思？

“她现在在哪？”陆予琛问。

陆柏年终于转过头来看他了。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里，陆予琛第一次看到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情绪——是一种近乎赤裸的、毫不掩饰的疲惫。

“死了。”陆柏年说，“在你母亲之前。”

客厅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

陈伯低着头，两手交握在膝盖上，老泪纵横却一言不发。陆柏年放下了茶杯，双手交叉放在腿上，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棵在暴风雨中站了太久的树。

而陆予琛坐在他们中间，手里攥着母亲的信，脑子里翻涌着无数个念头。宋以宁死了，在他母亲之前。他母亲也死了。两个女人，一个前妻，一个后来的爱人，都死了。

而陆柏年，这个站在她们之间的男人，活着，坐在他对面，用那双什么情绪都看不出来的眼睛看着他，好像他才是这场葬礼上唯一的哀悼者。

“予琛，”陆柏年的声音很低，低到像从地底传上来的震动，“你母亲的事，和你母亲之前的那些事，我现在不想在陈伯这里说。但该你知道的，一样都不会少。”

陆予琛看着他的父亲，看着这个他爱了也恨了九年的男人，忽然觉得他很陌生。

不是因为他不认识他，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他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他。他认识的只是陆柏年作为父亲的那一面——严厉的、冷淡的、偶尔流露出一点温度的。但他不知道陆柏年作为丈夫是什么样的，作为前夫是什么样的，作为那个在两个女人死亡阴影中走过来的男人，又是什么样的。

他把信和U盘装回牛皮纸袋，站起身。

“陈伯伯，谢谢您。”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礼貌，“这些东西我带回去了。等我看完，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请教您。”

陈伯站起来，拉住他的手，用力握了握。“孩子，你母亲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她跟我说过很多次，说生了你，却没让你过上好日子。你别怪她。”

陆予琛的眼眶一热，但他忍住了。

“我不怪她。”他说，“我从来没有怪过她。”

这是他今天说的最后一句话。

走出村屋的时候，天空开始飘起了细雨。陆柏年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把黑色的长柄伞，撑开，举在他们中间。伞不大，两个人并肩走在雨里，肩膀不可避免地碰在一起。

陆予琛抱着那个牛皮纸袋，把它护在怀里，不让雨淋湿。细雨打在伞面上，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厚的书。

“你还好吗？”陆柏年忽然问。

这是九年来，他第一次问这个问题。

陆予琛侧过头看着他。雨幕里陆柏年的侧脸有些模糊，像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所有的棱角和锋芒都被柔化了，只剩下一道温和的、近乎脆弱的轮廓。

“还好。”陆予琛说。

他低下头，看着怀里那个牛皮纸袋。母亲的字迹，母亲的声音，母亲的秘密，都在里面了。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如果母亲在信里写的东西，和陈伯说的不一样，和陆柏年说的也不一样——他该信谁？

或者说，他该信什么？

雨越下越大了。陆柏年把伞往他那边倾了倾，自己的右肩很快被雨水打湿，深蓝色的polo衫洇出一片更深的颜色。

陆予琛看到了，但没有说。

他只是把牛皮纸袋抱得更紧了一些，紧到能感觉到心脏的跳动透过纸袋，传到那些信纸上，传到母亲留下的每一个字里。

然后他迈步走进雨里，和父亲一起，走向那个停在路边的、湿漉漉的车子。

身后，桂花树的叶子在雨中轻轻摇晃，像是在挥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