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比她早到。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中山装，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胸前挂着和她一样的记者证，正站在窗边跟一个人说话。那人背对着谢云，看不清脸，但从肩背的线条和站姿来看，是个年轻人，腰挺得很直，有一种军人的气质。
谢云没多看，低下头，拧开笔帽，在笔记本第一页写下了日期和地点。笔尖触到纸面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这支笔用了快八年了。笔杆上的漆掉了好几处，露出底下的黄铜，被手汗磨得发亮。笔尖倒是好的，老牌子，写起来顺滑，从不漏墨。她把笔帽套在笔杆尾端，那种轻微的“咔嗒”声她已经听了很多年，多到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要开始写了。
会场里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从她身侧走过，带起一阵风，吹得桌上的纸页沙沙地响。她用手按住纸页，抬起头看了一眼。
她看见了廖三民。
廖三民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军装，帽檐压得很低，正从大厅的另一侧走进来。他走得不快，但步伐很大，像是在丈量什么东西。他的目光在会场里扫了一圈，扫过记者区的时候，停了一下。
他看见了她。
谢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看见了自己，隔得太远，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她看见他的脚步顿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如果不是她在看着他，根本不会注意到。然后他继续往前走，走到中方代表的随员区，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把帽子摘了，放在膝盖上，两手交握放在帽子上，腰挺得很直。
廖三民从走进会场的那一刻起就知道她在哪里。不需要找，他闭上眼睛都能找到——她的位置永远有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气，不是香水，是搽脸用的那种雪花膏的味道。他第一次注意到这股味道是在审讯室里，她坐在他对面，脸上缠着纱布，那股味道从纱布的缝隙里渗出来，清甜的，温吞的，和审讯室里的铁锈味、血腥味搅在一起，奇怪地好闻。
他告诉自己不要看她。他今天的身份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官，不是来监视共方代表的，也不是来看她的。他有正事要做。他有他的任务。他是一个地下党，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心跳、每一口呼吸都可能关系到同志们的安危。他没有看她。
他看了她七次。
每一次都很快，快到像是不经意的一瞥。第一次是刚坐下的时候，他需要确认她在哪个位置。第二次是她低头写字的时候，他看见她的头发从耳后滑下来一缕，她用手把它别回去，手指很好看，又细又长。第三次是她抬起手腕看表的时候，那块表是女式的，表盘很小，衬得她的手腕更细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第七次，她抬起了头。
他们的目光撞在一起。
廖三民先移开了眼。他低下头，假装在看手里的文件，但他的手指在文件边缘捏得太紧了，纸被捏出了一道褶。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敲门，敲的是一扇他不想打开的门。
他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李涯挨了打，是他安排的人打的。棍棒砸下去的时候，他不在现场，但他知道每一棍是怎么落下去的，落在哪里，多重，打完之后李涯伤成什么样。他都知道。他安排了一切，除了他自己的心。他的心不在他的安排之内。
他看见谢云脸上的那道疤。灯光下，那道疤若隐若现看不清楚，像一条浅浅的河流在白色的河床上蜿蜒。那是丁鸿礼咬的。他知道。他为这个知道恨过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要在乎是谁咬了谢云的脸，而不是在乎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一个国民党的女特务终于得到了她应得的惩罚。
他做不到。
那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拔不出来，也扎不深，就那么悬着，一碰就疼。
廖三民站起来，走到了记者区。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过去。他告诉自己，这是工作需要。他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官，和记者打交道是分内的事。记者区里这么多人，他走过去跟其中一个人说几句话，没有人会多想。
他走到谢云的桌前。
谢云抬起头。她的眼睛在昏黄的台灯光线下显得很深，瞳孔里有一点微小的光，像是被人用针尖点上去的。
“廖队长，”她说，语气很平静，像在路上碰见一个熟人，“今天你也在？”
“联络工作，”廖三民说，“代表团的安保是我们负责的。”
他站着，她坐着，他比她高出很多，但他感觉自己才是更低的那一个。她的手放在笔记本旁边，手指微微蜷着，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的，没有涂指甲油。那支旧钢笔搁在笔记本的右侧，笔帽套在笔杆上，笔尖朝上，像一个随时准备出发的士兵。
“倒是你，下雨天还来。”廖三民说。说完他就后悔了——这句话太蠢了，蠢得像一个不会搭讪的人在硬搭讪。
谢云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的蠢，只是对他微微笑了一下。“雨再大也得来啊，工作是工作。”
那笑容很浅，浅到只是嘴角弯了一下。但廖三民看见了。他看见了那个笑容里的一点点疲倦、一点点无奈、一点点“拿你没办法”。他不知道这些“一点点”是真的还是他自作多情看出来的。他知道的是，他的心跳又快了。
“你...”他顿了顿，“脸上的伤...好了？”
谢云的手几乎不可见地顿了一下。“好了，谢谢廖队长关心。”她的语气还是那么平，平得像一杯放了太久的水，没有任何波澜。
廖三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他站了两秒钟，转身走了。走回座位的时候，他的步伐很稳，和他来的时候一样稳。但他知道自己的后背在出汗，衬衣贴在皮肤上，湿湿的，凉凉的，很不舒服。
他坐下来了，把帽子重新戴回头上，帽檐压得更低了一些。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攥紧，又松开，攥紧，又松开，像在给什么东西打拍子，又像在数自己的心跳。
他数了十下。每一下都告诉他同一件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