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从凌晨开始下的。

不是那种痛快的暴雨，而是一种黏黏糊糊的、没完没了的小雨，像有人在天上撕一床永远撕不完的旧棉絮，棉絮化成细密的雨丝，缠缠绕绕地落下来，落在屋顶上，落在台阶上，落在行人的肩上，凉，但闷，闷得人心里像塞了一团湿透的棉花。

谢云站在窗前看了好一会儿。窗玻璃上蒙了一层水雾，她用指腹擦了一下，擦出一小片透明的圆，圆里是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院墙、灰蒙蒙的雨丝。她看了几秒钟，那片圆又被水雾蒙上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谢云没想到自己还会穿上记者的行头。她穿着浅灰色阴丹士林旗袍，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脸上只薄薄施了一层粉——不是为了好看，是怕灯光太亮照出脸上的疤。那道丁鸿礼留下的齿痕已经褪成了浅粉色，不仔细看倒也不显，只是她心里总觉得那里还印着一圈牙印，像一枚褪了色的印章，盖在她脸上，也盖在她命里。

李涯站在门口看她收拾东西，手里拿着件藏青色呢子大衣和围巾，等她穿戴。他已经看了太太好一会儿。没有催，就那么站着，大衣搭在臂弯上，像一尊等在那里的雕像。

“下雨了。”谢云转过身来。李涯把大衣递给她，她接过去穿上，扣子一颗一颗地扣。扣到第三颗的时候，李涯伸手替她扣了第四颗，有点磨蹭——他不想她去，李涯担心她和孩子，谢云怀孕的事情他们夫妻没有告诉任何人，现在月份小，倒看不出来。

“非去不可么？”他问。声音不大，带着一种他已经尽力克制但还是藏不住的不情愿。

谢云把那只旧皮箱合上，试了试锁扣。这只皮箱还是她在苏州念书时用过的，箱角磨白了，铜扣也失了光泽，但她懒得换，做记者嘛，太簇新了反倒不像。“站长点的将，我能说不去？”她直起身，看了他一眼，“你放心，不过是充个人场，写几篇稿子，又不是真让我去套情报。”

李涯没接话。他穿着一件半新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那场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只左眼眶还留着一圈淡淡的青黄，像一枚熟过头的杏子搁久了皮上泛出的那种颜色。因为他这副样子，站长不许他露面。

李涯站在那里，手插在裤袋里，指节捏得紧紧的，像是在忍着什么话没说。

谢云知道他在忍什么。军调的事搅了快一个月了，天津站上上下下都绷着一根弦。共方代表已经到了，住在那边的驻地，美方代表居中调停，天天开会，天天谈，谈不出个结果。站长把她派去“随团采访”，说是采访，其实就是以记者的身份在旁边盯着，看看共方有什么动静，顺便——这是站长私下交代的：看看代表团的随行人员里有没有“老熟人”。

老熟人。谢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心里像被人用手指弹了一下。不疼，但闷闷地响了一声。她脸上什么也没露出来，只是点了点头，说“知道了”。

“谢若林那边有个朋友，可以搞到几张记者证。”她当时说，“我跟他提过了。”

站长很满意，夸她办事妥帖。

她没有告诉站长，她跟谢若林提这件事的时候，兄妹两个正谈完生意在外面给晚秋买零嘴。他一手拎着点心，一手夹着烟，听她说完，眯着眼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担忧，不是好奇，更像是一种“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的了然。

他吐了口烟，慢吞吞地说：“你，你想好了？这一去，碰，碰上谁可说不准。”

“碰上了又怎样？”谢云当时说，语气比她心里的感受轻得多，“各为其主罢了。”

谢若林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把烟掐了，说记者证的事他去办，让她别操心。

此刻谢云站在家门口，把这些念头从脑子里清出去，回头看了李涯一眼。“我走了。”

李涯走过来，伸手替她整了整围巾。他的手指碰到她后颈的皮肤，凉凉的，带着一点烟草味。他整得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很仔细才能做好的事。

“早点回来。”他说。

谢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去几步，听见他在身后又说了一句：“你那支钢笔太旧了，换一支吧。”声音不大，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那支钢笔......他看见了。她今天早上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时候，李涯正站在窗前系袖扣。他应该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直到现在。

“用惯了。”她说，没有回头。

车门关上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了一下，然后引擎发动，车子驶出院门。车子开走了。雨幕把车尾灯搅成两团模糊的红，像两只哭肿的眼睛。李涯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直到杨妈出来问他中午想吃什么，他才回过神来。

“随便。”他说，转身回了卧室。

梳妆台上还有太太早上梳头时落下的一根长发，弯弯曲曲地盘在桌面上，像一个小小的问号。他看了那根头发一会儿，没有动它，坐下来，点了一支烟。

烟烧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那支钢笔，太太以前没怎么用。是最近才翻出来的。他不知道那支笔是谁送的，但他知道八成是那个人送的。他没有给太太买过钢笔。他只给她买过大衣、手套、围巾、点心、钻戒、发卡、手表还有一些小东西，就是没有买过钢笔。

他把烟掐了，又点了一支。

窗外的雨还在下。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在青石板地面上砸出一排浅浅的小坑。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叶子被雨打得翻过来，露出灰白色的背面，一片一片地在风里挣扎着。

军调会场设在旧英租界的一栋大楼里，雨水把大楼的灰砖墙面淋成了深灰色，窗户玻璃上全是水痕，从外面看进去，里面的人影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门口挂着中美两国的旗，两边还各插了一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和那面她不敢看却又不得不看的红旗。

谢云下了车，在门口站了一瞬，把记者证挂在胸前，抱着笔记本走进大门。谢云在门口收了伞，甩了甩伞面上的水，把伞靠在门口的伞架上。地上全是湿脚印，来来往往的人踩得瓷砖地面一片狼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湿冷的、混合着雨腥味和旧楼霉味的气息，沉闷得像一口没有盖严的棺材。

她走进大厅。人已经来了不少。中方代表、美方代表、随员、记者、翻译，三三两两地站着说话，茶歇的桌上有咖啡和点心，有人端着杯子在寒暄，有人在翻文件，气氛倒是热络的，热络得像一层抹在伤口上的药膏，看着光鲜，底下还在化脓。

记者区在会场的右侧，几排长桌，每张桌上放着一盏小台灯，灯罩是绿色的，光线昏黄，照得桌上的纸张泛出一层旧旧的暖色。谢云没有往角落里去。她脱下大衣搭在椅背上，选了一个中间的位置，既不太靠前引人注目，也不太靠后看不清台上。桌上除了台灯，还贴心地摆了一盒“三炮台”香烟，下面压着一张注意事项：“提问请举手，问题请围绕停火协议”。她看了一眼，心里发笑，所谓“围绕”，翻译过来不就是“别问我们不想答的”。

谢云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她今天不是主角，她只需要在这里坐着，听，看，记，把该记的东西记下来，回去交给站长。至于这些内容最后会被怎么用，那不是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