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念开始掉头发那天，是拿到报告单后的第十一天。

她站在洗手台前，梳子从发顶划到发梢，梳齿间缠着一缕发丝。她对着镜子看了看这缕头发，把它们从梳子上取下来，团成一个小团，扔进垃圾桶。

动作干脆利落，像是在做一件每天都做的事情。

但她的眼睛出卖了她，她盯着垃圾桶里的那团头发看了三秒，然后移开目光，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

水流声盖过了她喉咙里那一声细微的吞咽。

从那天起，她开始戴帽子。

先是棒球帽，藏蓝色的，帽檐压的很低，几乎遮住半张脸。老周在班会上看了她一眼说：“苏念你帽子能不能摘了？上课戴帽子像什么样子?”苏念笑着说了句“老师我头发剪坏了，不好看。”老周就没再说什么了。

后来又添了几顶——米白色的贝雷帽、灰色的毛线帽、黑色的鸭舌帽。她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挑一顶，搭配当天的衣服，看着倒像是某种刻意的时尚。

只有她自己知道，帽子下藏着什么。

头发越来越薄，像秋天的树叶，不需要风吹，自己就会落下来。她每天早上都会清理枕头和地板上的碎发，用湿抹布一点一点地擦，确保妈妈不会发现。

她现在每天早上六点十分起床，比以往早了四十分钟。

多出来的四十分钟，一半用来清理头发，一半用来和膝盖的疼痛作斗争。

早晨是最难熬的时候。经过一夜地静止，关节僵硬得像生了锈，右腿从髋部到膝盖都泛着一种深层的、钝钝的酸痛。

她需要先在床上坐五分钟，等那股劲儿过去，然后慢慢地把腿挪到床沿，试探着站起来。

站起来的瞬间，疼痛会像电流一样从大腿窜到脚尖。

她咬着牙刷，对着镜子，面无表情。

没有声音，没有眼泪，没有“为什么是我”的质问。

只是咬着牙刷，等着那股疼痛退潮，然后漱口、洗脸、挑帽子、穿衣服、出门。

她妈妈在厨房煮粥，看到她从房间出来，说了一句：“又带帽子?你以前不是最不爱戴帽子了吗?”

“换风格了。”

“什么风格?像要去偷东西似的。”

苏念笑了，在玄关弯腰系鞋带。

弯腰的时候，右腿传来一阵刺痛，她的手指顿了顿，然后若无其事地系好鞋带，站起来。

“妈，我走了。”

“早餐带上！”

“来不及了！”

“你这孩子——”

门关上了。她站在楼道里，靠着墙壁，闭着眼睛喘了几口气。

然后她直起身，下了楼。

楼下停着一个人的时候，苏念愣了一下。

新斯年站在单元门口，靠着墙，手里提着两个纸袋。他穿着校服，书包单肩背着，头发被晨风吹得有些乱。

看到苏念出来，他把手里的一个纸袋递过来。

苏念没接。

“你在这干嘛?”她问，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尖锐。

新斯年看着她，表情没有任何变化：“顺路。”

“你家在城东。”

“今天顺路。”

苏念盯着他看了几秒，想从他的脸上找到什么破绽。但新斯年的脸像一堵墙，光滑、平整、什么都看不出了。

“新斯年，”她说，“你是不是——”

“豆浆要凉了。”他打断她，把纸袋又往前递了递。

苏念低头看了看那个纸袋。

白色的，没有logo，边角折得很整齐。透过纸袋的厚度，她能感觉到里面东西的温度——温热的，刚好可以入口的温度。

她接过纸袋，打开。

一杯豆浆，一个三明治。三明治切成了三角形，保鲜膜裹了两层，里面的生菜翠绿翠绿的，火腿片切的薄而均匀。

不是便利店的。

是人做的。是有人早上起来，特意做的。

她的手微微收紧，纸袋发出细微的声响。

“走吧。”新斯年已经转身，往小区门口走了。

苏念跟在他后面，手里捧着那个温热的纸袋。

走了几步，她忽然说：“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

新斯年也没回头：“猜的。”

“你上次说我家在城东。”

“我说过吗？”

“你说过。”

“那你记错了。”

苏念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来反驳，但一时找不到词。她加快脚步走到他旁边，偏头看他。新斯年目视前方，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水。

他的耳朵尖有一点点红。

晨风很凉，那一点点红可能是被风吹的。

也可能不是。

苏念没有追问。她低下头，拿出三明治，咬了一口。

吐司松软，火腿咸香，生菜脆嫩，沙拉酱的量刚刚好，不多不少，不腻不淡。

是她喜欢的口味。

她嚼着三明治，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她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她家在哪的，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她喜欢喝半糖的豆浆，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她讨厌生菜梗、喜欢生菜叶的。

她只知道，这个每天早上七点十分准时出现在她家楼下的少年，在她决定独自扛起一切的时候，用一种几乎笨拙的方式，悄悄地挤进来。

他们走在清晨的街道上。

城市刚刚醒来，早餐店的蒸笼冒着白气，环卫工人推着三轮车经过，洒水车在不远处想起熟悉的音乐。

一切都很普通，普通到像任何一个上学的早晨。

但苏念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因为她右手边多了一个人。

那个人走的很慢，慢到她的右腿不用刻意加块就能跟上。那个人始终走在靠马路那一侧，把他挡在靠人行道的那一边。那个人不说话，不问“你好吗”，不说“你加油”，不做任何让她觉得自己是病人、是弱者、是需要被照顾的人。

他只是走着。

和她并肩，但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不远不近，刚好是一臂的长度。这个距离说明着什么?意味着如果她想说话，他听得到；如果她不想说话，他可以假装在看风景。

这是一个经过精确计算的距离。

但新斯年不会承认。

如果有人问他，他会说“我只是随便走走”。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每天来接她，他会说“顺路”。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走这么慢，他会说“腿短”。

他有一千种回答，但没有一个是真话。

而苏念，有一千次机会拆穿他，却一次都没有。

因为她需要这个谎言。

她需要相信，这个每天早上出现在楼下的少年，真的只是“顺路”。她需要相信，那些温热的早餐、恰好的速度、靠马路那侧的位置，都只是“碰巧”。

她需要一个不需要对她说“我在乎你”的人，来证明她还可以被当作正常人。

所以他们并肩走着。

一个假装只是顺路。

一个假装相信了。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苏念看到了几个同班同学。李玉川正站在门口吃煎饼果子，看到新斯年和苏念一起走来，煎饼果子差点从手中掉下。

他的嘴张成了一个完美的O形。

新斯年面无表情地从他身边走过，丢下一句：“把嘴闭上，苍蝇飞进去了。”

李玉川赶紧闭嘴，但眼睛还是瞪得溜圆。他看看新斯年的背影，又看看苏念，压低声音问：“你们俩……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事?”苏念歪头，一脸无辜。

“就是……那个……”

“哪个?”

李玉川张了张嘴，发现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新斯年和苏念?这两人平时八竿子打不着——一个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冷面怪，一个是坐在前排的乖乖女。他们说话的次数，加起来可能不超过十次。

可他们现在一起上学?还带了同款早餐?

“苏念，”李玉川深呼吸，“你是不是被绑架了?是的话你眨眨眼。”

苏念笑了，摆了摆手，走进了校门。

李玉川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又看了看已经走远的新斯年，自言自语：“这个世界疯了吧。”

这个世界没有疯。

这个世界只是正在进行一场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的谎言。

走进教室，苏念在座位坐下，把帽子摘了，挂在桌角。

新斯年已经坐在最后一排，面前摊着一本书，头都没抬。

苏念拿出那杯豆浆，喝了一口。

还是温的。

她从笔袋里拿出一支笔，在那本淡蓝色的日记上写：

“Day 11。他来接我了。他说顺路。他家在城东，我家在城西，他说顺路。我在想，这个人是不是以为我是傻子。”

写完这句，她停了一下，笔尖点在纸面上，墨水洇开一个小小的圆点。

然后她又写：

“但他做的三明治很好吃。生菜梗去掉了，火腿切得很薄，沙拉酱是甜的。他怎么会知道我喜欢甜的沙拉酱?我自己都不知道。”

她又停了一下。

“好叭，我知道。我只是不想承认。”

“他在用一种不让我难堪的方式靠近我。我在用一种不让他发现我在装傻的方式接受我。我们俩都是骗子。”

她合上本子，塞进抽屉。

上课铃响了。

英语老师走进教室，高跟鞋敲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把书翻到第四十二页，今天我们来讲定语从句。”

苏念翻开书，拿起荧光笔，在标题上画了一条线。

她的动作专注、认真、一丝不苟。

和任何一个普通的高中女生没有区别。

后排，新斯年看着她的背影，看了很久。

他的目光从她的帽子，落在她的肩膀，落在她握笔的手指上，落在她微微侧头的角度上。

她在听课。她在记笔记。她在正常地、认真地、用力地活着。

像是那张报告单从来不存在。

像是那个叫“骨肉瘤”的词，只是一个不相关的、遥远的名词。

新斯年低下头，看着面前空白的笔记本。

他拿起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她说顺路，她明明知道不顺路。”

写完这行字，目光停了好一会儿，然后把把那一页撕下来，揉成团，塞进口袋里。

他没有扔。

他所有的谎言、所有的秘密、所有说不出口的话，都塞在那个口袋里。

鼓鼓囊囊的，像一颗不会跳动的心脏。

中午，食堂。

苏念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餐盘里是一碗米饭、一份清炒西兰花、一碗紫菜蛋花汤。

没有肉，没有油炸，没有辣椒。

这不是她平时的风格。

苏念以前是无肉不欢的，糖醋里脊、炸鸡腿、麻辣香锅……她的餐盘里从来不会缺少颜色。

但现在，她的胃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

化疗还没开始，顾医生说先吃一段时间靶向药，看看效果。那些药片很小，白色的，圆形的，每天早上空腹吃两颗。药片的副作用是恶心、乏力、食欲减退。

“食欲减退”——这四个字写在一张说明书上，轻飘飘的，像一阵风就能吹走。

但真正体会的人知道，“食欲减退”不是不想吃饭，是看着饭想吃，但胃里翻江倒海，嘴巴里是金属味，每一口都像在嚼铁屑。

苏念把西兰花夹起来，放进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我可以坐这里吗？”

一个餐盘放在她对面。苏念抬起头，看到新斯年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个餐盘，脸上没什么表情。

食堂里空位很多。

苏念看了看周围的空位，又看看新斯年，点了点头。

新斯年坐下来。

他的餐盘里是红烧肉、炸鸡腿、番茄炒蛋，还有一大碗米饭。

苏念看了一眼他的餐盘，忍不住说：“你吃这么多?”

“长身体。”

“你一米八三了还长?”

新斯年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面无表情地说：“一米八四。”

苏念无语地低下头，继续吃她的西兰花。

两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油腻的食堂餐桌。周围人生鼎沸，打菜的窗口排着长队，有人在喊“阿姨多给点肉”，有人在争论球赛的比分，有人在分享手机里的搞笑视频。

这顿饭吃得安静。

新斯年不是那种吃饭会说话的人。苏念也没力气说话。他们就这么安静地吃着，偶尔抬头，偶尔对视，偶尔同时伸手去拿纸巾，手指碰到一起，又同时缩回去。

“你先。”新斯年说。

“你先。”苏念说。

新斯年没再客气，拿了纸巾，擦了嘴。苏念看着他把纸巾对折，再对折，整整齐齐地放在餐盘旁边。

她忽然觉得，这个连纸巾都要折整齐的人，做事一定很认真。

包括喜欢一个人。

这个念头忽然冒出来的时候，苏念自己吓了一跳。她赶紧低下头，扒了两口米饭，假装什么都没想。

但她耳朵红了。

新斯年注意到了。

他没有说。

他只是把番茄炒蛋里最大的一块鸡蛋，夹到了苏念碗里。

苏念盯着那块鸡蛋，愣了一下。

“我不吃——”

“你太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