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澳门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

天是洗过一样的蓝，云薄薄地铺在天边，像谁用毛笔淡墨扫了几笔。陆予琛坐在副驾，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脑子里反复转着昨晚的一切——那个拥抱，那句告白，那个密码，以及陆柏年说“我不知道”时眼睛里那种让人心碎的空洞。

他已经不会再为这些事失眠了。不是因为他想通了，而是因为他的身体比他的大脑先一步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他的生活，他要在这种扭曲的、拧巴的、见不得光的关系里，一天一天地过下去。

“昨晚睡得好吗？”陆柏年开着车，目视前方，语气随意得像在问今天天气。

陆予琛看了他一眼。陆柏年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薄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衫，没有打领带，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几岁。他握着方向盘的手上，那枚素圈戒指在日光下折射出低调的光。

“还好。”陆予琛说。

“牛奶喝了？”

“喝了。”

“早餐吃了什么？”

“周姐做的三明治。”

陆柏年微微点了一下头，不再问了。他们的对话永远是这样——陆柏年负责问那些关于吃、睡、身体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心的表层问题，陆予琛负责用简短的、不提供任何额外信息的答案回答。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透明的、谁也捅不破的膜。膜的两边是两个互相了解却又互不了解的人，他们听得见对方的声音，看得见对方的嘴唇在动，但每一个字穿过那层膜的时候，都会被扭曲成另一种意思。

车子到了港澳码头，陆柏年把车停在贵宾停车场，有人来接，一路走VIP通道上了船。船舱是独立的包厢，两张宽大的座椅面对面放着，中间是一张固定的小桌。陆予琛坐下之后，陆柏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他面前。

陆予琛打开一看，是一份关于澳门某博.彩企业股权架构的资料，厚厚一沓，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条款。他翻了几页，抬起头看着陆柏年。

“你不是说来澳门谈生意？”

“这就是生意。”陆柏年靠在座椅上，端起服务员送来的咖啡，吹了吹浮沫，“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姓梁，和沈冬有很深的关系。我想知道他在这场游戏里站在哪一边。”

“所以你带我来，是让我帮你分析股权结构？”

“我让你来，是让你开始学。”陆柏年放下咖啡杯，目光落在他脸上，“你现在是律师，将来你要接手陆氏。你不可能永远站在法庭上替别人打官司，你得学会站在谈判桌的这一边。”

陆予琛合上文件夹，看着陆柏年。船已经开了，窗外的海水从浑浊的灰绿色变成了深蓝色，阳光在海面上铺了一层碎金。船身的轻微摇晃让陆柏年的影子在窗户玻璃上微微晃动，像一个在水里漂浮的、不太真实的幻影。

“爸，”陆予琛说，“你到底打算让我接手什么？”

陆柏年看着他。

“陆氏现在的情况，我很清楚。”陆予琛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老爷子不认我，董事会里有一半的人不希望我将来靠近权力中心。你让我接手，那些人同意吗？”

“他们不需要同意。”陆柏年的语气淡得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陆氏是我说了算，不是董事会说了算。”

“你有多少股份？”

“不多，百分之十八。”

陆予琛皱眉。“百分之十八，不足以完全掌控董事会。”

“所以我才需要沈冬。”陆柏年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目光越过杯沿看着他，“沈冬手里握着另外百分之七的代理权。加上他，我就是绝对的多数。”

陆予琛的手指在文件夹上轻轻叩了两下，脑子里飞快地运转着。百分之十八加百分之七是百分之二十五。在香港的上市公司里，百分之二十五的投票权确实可以形成一个稳固的控制层，前提是——其他股东足够分散。

“沈冬的那百分之七，是你让他拿的？”陆予琛问。

陆柏年没有回答，但他嘴角那个极淡的弧度已经说明了一切。

陆予琛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海面，心里翻涌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他的父亲——这个男人——用了二十年时间，一步一步地在棋盘上布子。娶宋以宁是为了世家的联姻，和宋家决裂是为了摆脱控制，和苏晚亭在一起是因为他真的动了心，而在苏晚亭死后，他把所有的筹码都收了回来，重新布局，重新算计，重新把自己从一个破碎的人变成一个无懈可击的棋手。

而他陆予琛，是这盘棋里最重要的一颗子。不是因为他最有用，而是因为他是唯一一颗不能被替换的子。

船靠岸的时候，澳门半岛的楼群在眼前铺展开来，新旧交织，金碧辉煌和残破斑驳只隔一条街。陆柏年显然对这里很熟悉，出了码头就有车等着，一路开到了南湾湖边的一栋写字楼。

见面的是梁先生的代表，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马，头衔是梁氏企业的执行董事。马先生看起来很精明，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一条缝，让人看不清他在想什么。

会谈在一个很正式的会议室里进行，长桌、皮椅、投影仪、矿泉水和文件夹摆得整整齐齐。陆予琛坐在陆柏年的右手边，全程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安静地听，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笔。陆柏年说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切在要害上——税率、牌照、资金回流周期、政策风险，每一个关键词都像一枚精准的棋子，落在该落的地方。

马先生显然是有备而来，带了全套的财务和法律团队，双方在几个核心条款上反复拉锯，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下午两点，午饭都是在会议室里吃的盒饭。

陆予琛咬着一块叉烧，看着桌上摊开的股权架构图，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马先生，”他放下筷子，这是他今天第一次主动开口，“梁先生在金沙的项目里占了百分之十五的权益，这部分权益的质押方是哪家银行？”

马先生的笑僵了一下。他看了陆予琛一眼，又看了陆柏年一眼，像是在确认这个年轻人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马先生翻开桌上的文件，手指在几页纸之间来回翻找，“这个属于内部信息，暂时不便——”

“如果是工银澳门，”陆予琛不紧不慢地说，“那么根据去年银保监的新规，这类跨境质押的展期需要重新审批。而审批周期通常是三到六个月。金沙的项目下个月就要进入第三期开发，三到六个月的审批周期意味着至少两个月的资金空窗期。”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马先生的助理在平板上飞快地查着什么，几秒钟后，脸色微微变了。她凑到马先生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马先生的表情从僵硬变成了凝重。

陆柏年侧过头看了陆予琛一眼。那个眼神很短，短到在场其他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但陆予琛看到了。那一眼里有意外，有审视，还有一丝——如果他没看错的话——几乎可以被称作骄傲的东西。

“陆生，”马先生干笑了两声，“你这个仔，好厉害。”

陆柏年端起茶杯，没有看马先生，目光落在陆予琛身上，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个弧度。

“我儿子。”他说。三个字，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又像是在强调一种归属。陆予琛低下头，假装在看笔记本，心跳却快得像擂鼓。

会谈在下午四点结束，双方没有达成最终协议，但敲定了下一步谈判的框架。走出写字楼的时候，阳光已经变得柔和了，南湾湖的水面上泛着金色的涟漪。陆柏年走在前面，陆予琛跟在后面，两个人沿着湖边慢慢地走，司机开着车跟在后面，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

“你怎么知道金沙项目的质押方是工银澳门？”陆柏年忽然问。

“去年帮一个客户做尽职调查的时候看到的。”陆予琛说，“那个客户和梁氏有业务往来，我正好经手了那部分资料。”

“你记得住？”

“我看过的东西不会忘。”

陆柏年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湖面的风从他们之间吹过去，吹动了陆柏年的衣角和陆予琛的领带。他们站在一棵大榕树的树荫下，斑驳的光影落在两个人身上，像一幅被切割成无数碎片的画。

“你比你母亲聪明得多。”陆柏年说。

陆予琛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她有才华，但没有城府。她能在纸上写出最美的句子，但她看不懂人心，看不懂棋局，看不懂那些坐在暗处里等着她出错的人。”陆柏年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你不一样。你像她，但你比她聪明。这一点，你像我。”

陆予琛不知道该把这句话当成夸奖还是别的什么。他沉默了几秒，选择了最安全的一种回应方式。

“我饿了。”他说。

陆柏年看了他一眼，眼尾微微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太小了，小到只有离得这么近的陆予琛才能看到。

“想吃什么？”

“你说呢？”

“你从小到大，来澳门就只吃那一家。”

“那就那一家。”

陆柏年转身朝车的方向走去，陆予琛跟在他身后，隔着一步的距离。他看着父亲的背影——黑色的外套，被风吹起的衣角，微微有些驼的肩背——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所有的坚硬和冷漠，在这一刻都变得柔和了一些。不是因为他在笑，而是因为他在没有笑的时候，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冷了。

那家店在官也街附近，门脸不大，装修老旧，墙上贴满了菜单和明星合影。老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看到陆柏年进来，眼睛一亮，用带着浓厚口音的粤语喊了一声：“陆生！好耐冇见！”

“阿婆，两位。”陆柏年说着，已经在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了。陆予琛坐在他对面，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书法，写着“知足常乐”四个字。

“吃什么？”阿婆拿着纸笔过来，笑眯眯地看着陆柏年。

陆柏年没看菜单，随口报了七八道菜，全是陆予琛爱吃的。阿婆记完，又看了陆予琛一眼，忽然说：“呢个系你仔啊？生得好靓仔喔。”

陆柏年点了一下头，没有多说什么。阿婆笑着走了，陆予琛端起桌上的茶壶，给陆柏年倒了一杯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你常来这家？”他问。

“以前常来。”陆柏年端起茶杯，“和你母亲。”

陆予琛的手指在茶杯边缘停了一下。但他没有收回手，也没有让情绪浮上脸。他只是继续把那杯茶倒满，放下茶壶，端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

“她喜欢这家的水蟹粥。”陆柏年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回忆一个普通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日常，“每次来澳门都要吃。有一次她发烧三十八度，还非要来，我说你疯了，她说你不让我吃水蟹粥我才真的会疯。”

陆予琛低着头，看着杯里的茶汤，没有说话。

“那时候你还没出生。”陆柏年说，“她肚子里怀着的是你哥哥。”

陆予琛猛地抬起头。

陆柏年没有看他，目光落在墙上那幅“知足常乐”的书法上，表情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你母亲在怀你之前，怀过一个孩子。六个月的时候流产了，是个男孩。如果活下来，比你大两岁。”

陆予琛的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卡在了喉咙里，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