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字，轻得像雨丝落进河里，连涟漪都没来得及泛起就被吞没了。

我没说话。

他等了一会儿，笑了一下，那个笑里有我熟悉的东西，也有我不熟悉的东西。熟悉的是那种骨子里的温柔，不熟悉的是那层薄薄的、几乎看不出来的苦涩。

“我知道你不会回答，”他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然后他走了，走进雨里，背影很快被雨幕吞没，像一滴墨落进深水里，散开了，不见了。

我站在走廊上，一动不动。

雨打在栏杆上，溅到我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我张了张嘴。

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后来呢？

后来高考，后来我们考上了不同的大学。他去了北方，我留在了山城。大学四年没有联系过一次，没有电话，没有短信，像两条河流过了某个分水岭之后，各自奔向了不同的方向，再也没有交汇的可能。

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一辈子很长，长到所有的错过都还有机会弥补，长到所有的遗憾都还能等到一个“后来”。后来才知道，很多人的告别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争吵，没有眼泪，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日子里，走出了彼此的生活，再也没有回头。

我以为我和陆时琛也是这样。

直到六年后的那个雨夜。

山城的雨季又来了。

我在这座城市里活了二十六年，早就习惯了它的脾气。冬天湿冷入骨，夏天闷热窒息，春秋短得像一个错觉。有人说山城只有冬夏，无人赠你春秋，这话说得真好，好得像一把刀，精准地扎在心口上。

我现在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是和人打交道，但我依然不爱说话。同事们都习惯了，知道我不聋不哑，只是话少。稿子我来审，书我来编，校对我来做，该沟通的时候我能说几句，说完就闭嘴。没人觉得奇怪，这年头沉默是一种稀缺的品质，他们甚至觉得我有一种“沉稳的专业感”。

晚上十一点，我从公司出来，下着雨，不大不小，正好够把整座城市蒙上一层灰蒙蒙的水汽。我没带伞，把包顶在头上，小跑到马路对面的便利店，打算买把伞。

便利店的灯光暖黄黄的，映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像一小块融化的糖。我推门进去，门上的风铃响了一声，收银台后面的大叔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看他的手机。

我走到最里面拿伞，转身的时候，余光扫到收银台旁边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肩上湿了一片，头发也被雨打湿了，几缕碎发贴在额前。他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正在收银台前翻口袋找零钱。

我没认出他来。

是先听到他的声音。

“麻烦等一下，我好像……”他顿了一下，声音有点哑，带着一种疲惫的沙哑感，“忘了带钱包。”

那个声音像一记闷雷，从六年前的某个雨天穿越而来，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我。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一把透明雨伞，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转过身来，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我。

然后僵住了。

便利店的灯光很亮，亮得有些刺眼，把他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照得清清楚楚。他的五官没怎么变，眉骨还是那么高，鼻梁还是那么挺，但整个人的气质完全不同了。六年前那层少年的锋利和张扬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稳的、内敛的安静。嘴角没有笑意，眼睛里也没有那种曾经让我移不开眼的亮光了。

他瘦了很多，下颌线的线条比从前更加分明，颧骨也突出了些。大衣底下的身体像是一把被岁月打磨过的刀，依然锋利，但不再有光。

他看着我，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我看清了他眼底的情绪。不是惊喜，不是意外，而是一种更深更沉的东西，像是等了很久很久，久到自己都不再抱希望了，却在某一个最寻常的雨夜，猝不及防地被递到了面前。

他的眼眶红了。

但什么都没说。

收银员大叔等得不耐烦了，敲了敲桌面：“你到底买不买？”

我走过去，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十块钱放在桌上。

大叔看看钱，看看我，又看看他，哼了一声，把矿泉水递过来，找了两块钱。

我把零钱推给他。

他低头看着手心里那两枚硬币，没有动。

便利店的空调开得很足，暖风呼呼地吹着，他湿漉漉的头发上有水珠滑落，顺着脸颊的轮廓，滑进大衣的领口里。他的睫毛很长，垂下去的时候在眼下落了一片阴影，遮住了他大半的情绪。

六年前，他在巷子里给我递纸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姿势。

六年前，他在雨里对我说“我喜欢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雨夜。

六年前，我没有回答。

六年后，他站在我面前，湿透了，疲惫了，沉默了。

而我手里握着一把伞，不知道该递给谁。

风铃又响了，有人推门进来，带进来一阵潮湿的冷风。陆时琛抬起头，把手里的两枚硬币攥紧了，金属的边缘硌着他的掌心，留下浅浅的红痕。

他看着我，终于开了口。

声音很轻，轻得像那年雨天里他递过来的那把伞。

“沈厌。”

他说。

“好久不见。”

雨还在下。

山城的雨，似乎从来没有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