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秦淮河的方向，有一片灯光特别亮。那是日本人开的夜总会，彻夜笙歌，纸醉金迷。他收回目光，关上窗。正要转身，视线忽然落在楼下。街对面的电线杆旁边，站着一个人。穿着一件深色的长外套，围巾遮住了半张脸，双手插在兜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这扇窗。

陈司微的手按在窗框上，没有动。

那人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声音被风吞了大半，只剩下若有若无的笃笃声。直到那个背影彻底消失在巷口，他才缓缓收回目光，拉上窗帘。

第二天清晨，老张来送早饭。

老张是周明远给他找的勤务兵，四十来岁，安徽人，腿在从前一场仗里受了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每天天不亮就去食堂打饭，用棉布裹着搪瓷缸子，一路小跑着送过来，到的时候饭还是热的。

“陈先生，今天的粥不错，还加了红枣。”老张把搪瓷缸放在桌上，又从另一个布袋里掏出两个馒头，一碟咸菜，“您趁热吃。”

陈司微接过筷子，夹了一根咸菜，嚼了两口，没尝出味道。

“老张，昨天晚上，你有没有看见楼下站着一个人？”

老张正在擦桌子，手顿了一下。“几点钟？”

“十点多，快十一点。”

老张低着头，继续擦。“看见了。”

陈司微放下筷子，看着他的背影。“什么人？”

老张把抹布叠了叠，塞进布袋里，转过身来。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神闪躲了一下，像怕被问到了什么不该问的事。

“陈先生，我当兵的时候，老班长跟我说过一句话。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活到现在，靠的就是这两条。”

他拎起布袋，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

“那人是山本先生身边的。以前在饭桌上见过一次。”

门关上了。搪瓷缸里的粥还冒着热气，红枣浮在面上，红得发暗，像凝固的血。陈司微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他舌尖发麻。

三天后，周明远来办公室找他。

周明远穿着一件藏青色的长袍，外面罩着件灰鼠皮的马甲，一进门就把马甲脱了，搭在椅背上，长出一口气。“你这屋里怎么这么冷？也不生个炉子。”

“习惯了。”

“习惯了也不行。”周明远搓了搓手，在椅子上坐下，目光扫过桌上堆得乱七八糟的书和稿纸，停在那份被山本退回来的目录上，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了。

“山本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陈司微没有回答。他正在修补一页残破的宋版书，用毛笔蘸了薄薄的浆糊，慢慢涂在裂开的纸缝上，再用镊子把毛边对齐。

“我听说，他又来找你了。”周明远看着他，“还让人在楼下守了一夜。”

“嗯。”

“你知道他想要什么。”

“知道。”

“你打算给他？”

陈司微放下镊子，把那页书小心翼翼地压在一叠宣纸下面，用镇纸压好。他转过身，看着周明远，目光平静。

“周先生，你说，这些书如果运到日本去，还能回来吗？”

周明远没有说话。

“回不来了。”陈司微替他回答了，“一本都回不来了。它们会在东京的图书馆里，在京都的寺庙里，在大阪的私人收藏室里，被贴上日本的标签，盖上日本的印章，写着‘东亚共荣’的字样。然后，再也没有人记得，这些书是从中国来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交错，像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伸着手，在等什么。

“所以，我不给。一本都不会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