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桥山这口恶气憋了一整个秋天了。

袁佩林的事、德宏旅社的事、站长偏袒的事、情报处长不如行动队长的事——桩桩件件像陈年的霉斑，看着不显，掀开来扑面一股子腐臭。他不想再忍了。何况李涯最近太过得意，连毛人凤都亲自打电话来嘉奖，吴敬中放下话筒时满面红光，看李涯的眼神简直像看亲儿子。陆桥山在旁边坐着，茶杯端起来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来，终究没喝一口。

他给警备司令部打了个电话。

那头是王处长，跟陆桥山算是旧相识，两人在南昌时就认识，交情深，但利益往来也不少。王处长在警备司令部管着一摊子事，手底下能用的人多，有些陆桥山不方便做的事，经他的手一转，就干净了。

“李涯最近太跳了，”陆桥山没有明说。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他早就学会了只说半句话。他对着话筒语气轻描淡写像在聊今天的天气，“压压他的气焰。”

王处长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李队长是你们站里的红人，我哪敢动他？”

“不用动他，”陆桥山说，“让他吃点苦头就行。别出人命，出了人命不好收场。”

对面沉吟了片刻。陆桥山能听见他在那头点烟的声音，打火机啪嗒一声，然后是一声长长的吐气。

“行，”他说，“我安排。”

廖三民是在第二天早上知道这件事的。王处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递给他一支烟。廖三民接过来，没点，夹在指间等着。

“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王处长靠在椅背上，翘着腿，语气像在分配一件例行公事，“保密局那个李涯，最近得罪了人，有人想出出气。你找几个人，不要用枪，打一顿就行。”又嘱咐“别打出人命，也别留下把柄，他那个老婆精得很。”

廖三民的指间微微顿了一下。烟没掉，但他差点没夹住。

“李涯？”他问。

“怎么，有交情？”

“见过。”廖三民说。他顿了顿，“他太太也是保密局的。”

“那又怎样？”王处长看了他一眼，似乎很意外似的。

廖三民没再说什么。他也把烟点着了，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在两人之间散开，王处长的脸在烟雾后面模模糊糊的，看不真切。

“什么时候？”廖三民问。

“这两天吧。具体时间等我通知。”

廖三民点了点头，站起来走了。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把那支只吸了两口的烟掐灭在窗台上，掐得很用力，烟头扁了，烟丝散出来，烟灰沾在手指上。

他站在走廊里，看着自己的手。他想，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打入保密局内部，获取更多情报，保护更多的同志。陆桥山欠王处长的人情，王处长欠他的人情，这个人情以后用得上。这些理由都很充分，充分到他可以把这个任务拆成一个个零件，写进报告里，交给组织审核，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可他还是想起了谢云。

想起她脸上的纱布。想起她说“你心太软”时的眼神。想起那天晚上，座钟敲了四声，他把被子拉过头顶，小声地对自己说“廖三民，你完了”。

他以为那只是深夜的软弱。天亮了，太阳照常升起，他照常点卯，照常跟同事说笑，照常吃饭喝水。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念头会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漫过他的脚踝，漫过他的膝盖，漫到他的胸口。他以为再过一阵子就会退潮。现在看来，潮水不但没退，还涨了。

他把手上的烟丝拍掉，往洗手间走。水龙头哗哗地响，他洗了很久，像是在数时间。他洗着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那张脸年轻、端正，看上去是个体面的军官。可他知道这张脸下面藏着什么——藏着另一个名字，另一种身份，另一颗心。他把水关了，用手帕慢慢擦干手指。擦着擦着，动作慢下来。

他问自己：你答应这件事，真的只是为了工作吗？

没有人回答。

廖三民没有亲自去。他找的人都是信得过的，嘴严，手黑，打完就走绝不多留。他跟他们说好了时间地点，用什么车，打完从哪条路撤。交代完了，那几个人走了。廖三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秋天的风从墙头翻过来，灌进他的领口，冷得他打了个哆嗦。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又掐灭了。

他想起谢云的脸。不是她穿墨绿旗袍的样子，是她脸上缠着纱布的样子。纱布上渗出的血，已经干了，变成暗红的一片，像一朵开错了季节的花。他当时想，这是谁咬的？后来他知道了，是丁鸿礼。丁鸿礼被救走了，谢云脸上留了一串浅浅的疤，不仔细看是看不出的。他每次见到她，目光都会不自觉地落在那个位置。他不知道她有没有注意到。

他站在院子里，秋风吹着他。他忽然想，李涯挨了打，谢云会心疼吗？

会的。她是他的太太。

廖三民把烟头踩灭了，踢进墙角的土里。

很快，李涯接到一份线报。他盯了很久的一个□□交通员会在城西接头，时间地点都写得很清楚，清楚得像是有人故意递到他手上的。李涯看了一眼，觉得不太对劲，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他拿着那份线报在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去。

去总是要去的。万一是真的呢？

他跟谢云打了个电话。谢云今天要和谢若林去谈生意，出门前跟他说过，可能要晚归，现在又让他不要担心。李涯说知道了，又嘱咐她“注意安全”，谢云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李队长。”

李涯挂了电话，带着四个手下开了辆车，往城西去了。城西是一片荒地。说是荒地也不完全对，这里原本有个村子，日本人来的时候烧了大半，剩下的几间破屋子也没人住，野草长得半人高，风吹过去沙沙地响，像有人在里面走路。

李涯的车停在一片空地边上。他下了车，看了看四周，没有人。那个交通员没来。他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他知道上当了。正准备上车回去，远处的土路上扬起了尘土。两辆卡车一前一后开过来，车速快，但很稳，像早就知道有人在这里。

李涯的手下有人喊了一句：“什么人？”

没有人回答。卡车停下来，车门拉开人跳下来。不是三五个，是两车人，黑压压的一片，手里大多都提着棍棒。

李涯往前走了一步，刚要开口报自己的身份——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保密局”三个字，棍子已经下来了。

没有人听他说话。没有人问他是谁。那些人像是早就知道他是谁，又像是根本不在乎他是谁。为首的那个人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只是抬了抬下巴，后面的人就涌上来了。

李涯的脊背、肋下、后腰挨了无数下。他听见自己手下的惨叫声，棍棒砸在肉上的闷响，有人在喊“别打了”。他的左眼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眼前一黑，一股温热的液体不知道从哪里涌出来，顺着鼻梁往下淌。他咬着牙，还没有倒下，但棍子太多了，多到他数不清，多到他觉得自己像一块被人捶打的铁坯，在被一点一点地砸扁。

四个手下更不济事。两个被打晕在地上，一个抱着头蜷在车旁边，还有一个拼命跑出去报信——跑出半里地才想起来，这荒郊野外的，报给谁？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十分钟。棍子停了。那些人像来的时候一样，呼啦啦地上了车，扬长而去。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李涯从地上爬起来。日头偏西，秋天的太阳落得早，天边已经泛起了橘红色，照在荒草上，像一层薄薄的血。

大衣扣子崩了两颗，裤腿膝盖处磨破了几个洞。鼻子在流血，左边眼眶青紫一片，肿得几乎睁不开，嘴角也破了一个口子，血顺着下巴往下滴。他摸了一下左眼，指尖沾了血，但眼球还能动，看东西模糊却也还没瞎。右肋疼得厉害，每呼吸一次都像被人捅了一刀。他弯着腰站了一会儿，等那阵剧痛过去，才慢慢直起身。

跑出去报信的那个手下跑回来了，气喘吁吁，看见他这副样子，张了张嘴没敢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