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养父临终前跟我说过一件事。”他说，“他说我养母——就是陈月——有一种很奇怪的能力。她能梦见自己从没去过的地方，能画出她从没见过的东西。有时候她半夜会突然坐起来，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他问她梦见了什么，她不说。但她会把那些梦画下来。”

他顿了顿。

“我养父没读过什么书，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事。但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做梦。他把陈月画的每一张画都收起来了，用一个木匣子装着，藏在炕洞里。他跟我说：‘这些东西我看不懂，但将来会有人能看懂。’”

我的手指停在杯沿上。

“他说，西望村出事之前那段时间，她做得特别频繁。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梦，有时候一夜要做好几次。她跟他说，她梦见村西的地下有什么东西，梦见有人在井底下说话。他让她别说了，她就不说了。”

窗外响起一声闷雷，滚过天际，低沉而绵长。

赵磊没有转头看窗外。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

“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已经是肺癌晚期了，说话很费力。但他还是坚持把这件事说完了。他说：‘将来如果有人来找你，说她也能梦见西望村，说她也能画出那些画——那个人就是我们要等的人。’”

他看着我的眼睛。

“您今天来了。带着画来了。”那个“画”字他说的很轻。

我没有说话。低头看着桌上那两幅摊开的画，线条在午后的光线中清晰而安静。

“您画了几幅了？”赵磊问。

“……六幅。”

赵磊沉默了几秒。

“等第七幅出来。”他说，“画完之后，告诉我。那时候我们再商量下一步。”

“为什么是第七幅？”

“因为我养父说过，陈月每次把事情说完整，都需要七幅画。”赵磊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七，但她就是这样。少一幅都不行。”

我没有追问。低头看着桌上那两幅画，心里默默数着：第一幅，槐树下的男人。第二幅，黄土房子。第三幅，苏婉宁的侧脸。第四幅，病床上的李飞。第五幅，那扇门。第六幅，那队人和那只手。

我轻而缓的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

还差一幅。

赵磊的左手伸进公文包，在里头停了两三秒。他没有立刻拿出来，手指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又像是还没下定决心。然后他动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桌上。他的左手拇指在档案袋的边缘来回摩挲了两下，像是在抚摸一个老朋友的轮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把档案袋推到我面前。

“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收集的关于西望村的资料。”他顿了顿，语速又缓了几分，“一部分，是从档案馆抄录的，一部分，是走访移民的口述记录，还有一些…是我自己拍的。”

我低头看着那个档案袋，没有立刻打开。我的目光落在赵磊那只手上——他的拇指已经停止了摩挲，但还搭在档案袋的边缘，没有收回去。

“你为什么愿意把这些给我？”我问。

赵磊把手收回去，缓缓靠在椅背上。

“因为我养父等了一辈子，没有等到人来。”他说，“他走的时候，是带着遗憾走的。”

他停了一下。

“我不想带着同样的遗憾活着。”

我走出咖啡厅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

雨不大，细细的，被风吹着斜斜地飘下来，落在脸上凉丝丝的。路灯已经亮起来了，昏黄的光晕在雨丝里化开，在地面上的积水里映出一团团模糊的光影。我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把帆布包抱在胸前，穿过马路，跑回车上。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头发上沾了一层细密的雨珠。我把档案袋放在副驾驶座上，发动了引擎，打开雨刷。雨刷刮过挡风玻璃，发出轻微的胶条摩擦声，一下，一下。

开出两条街之后，我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下来，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我伸手摸了摸它。里面的纸页厚厚一沓，很压手。

我打开收音机，调低音量。一首老歌正在放，旋律很熟，像是九十年代流行过的，但我叫不出名字。歌手的声音沙哑而松弛，唱着一个我听不清歌词的故事。

我听了两句，觉得这首歌好像在哪儿听过，又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时候听的。也许是很多年前的某一天，在母亲的收音机里，或者在商场里路过的时候听过一耳朵。

绿灯亮了。我踩下油门，往家的方向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