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一路下着，不大，细细密密的，被风刮着斜斜地飘。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晕在雨丝里化开，在地面积水上映出一团团模糊的光影。把档案袋放在副驾驶座上，不时瞥一眼。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牛皮纸的表面在路灯的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哑光。

到家之后，没有立刻上楼。在车里坐了一会儿，雨刷已经停了，挡风玻璃上很快又积起一层细密的水珠，外面的街景在水珠后面变得模糊而变形。我伸手摸了摸那个档案袋。里面的纸页厚厚一沓，很压手。

我把它拿起来，抱在胸前，下车，锁门，上楼。

把档案袋放在书桌上，没有立刻打开。我先去换掉了淋湿的外套，把湿鞋子放在鞋架上晾着，然后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水壶里的水是下午烧的，已经温了，倒进杯子里没有热气。端着水杯回到书房，随手把它放在书桌右侧的杯垫上——我放了十几年的位置，闭着眼都不会放错——然后坐下来，看着那个牛皮纸档案袋。

它静静地躺在桌上，封口的棉线绕了好几圈，系得很紧。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没有立刻去解。从咖啡厅到家的这段路上，我一直在想这里面会是什么。但现在它就在我面前了，我反而有些迟疑——不是不想知道，是怕知道了之后，有些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

右手喝了一口水，把杯子放回杯垫上，然后伸手去解那根棉线。

棉线绕得很紧，指甲抠了两下才松开。我把线一圈一圈地绕下来，然后把封口翻开。

里面是一沓纸。不是装订好的，是散放的，大小不一——有A4打印纸，有横格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页，有几张泛黄的信纸，还有几张照片。纸张之间夹着一些便签条，上面有编号，像是被人仔细整理过。

我把它们一份一份地拿出来，按照便签条上的编号顺序排好。

第一份是赵大壮的回忆录。

写在几本练习本上，圆珠笔，蓝黑色的墨水，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用力不均，笔画忽粗忽细。有些句子没有标点，一口气写到底，像是怕停下来就会忘记自己要说什么。个别字被涂黑了，在旁边重写了一个，但涂得不太彻底，依稀能看出原来的字形。

我翻开第一本。

第一页没有标题，没有日期，直接以一句话开头：

“俺不知道这些东西有用没用，可俺寻思着，得把它写下来。万一哪天俺也走了，这些东西就没人知道了。”

我往后翻。

赵大壮写得很杂，想到啥写啥，时间顺序也是乱的。有时候这一段写的是七五年的事，下一段又跳到了七一年。可他写得很细——细到某一天陈月穿的啥衣裳，说的啥话，脸上是啥表情。他像一个嘴上不利索的人，拿笔当嘴使，把那些他从来没对人说过的话全倒了出来。

他写陈月刚到西望村时候的样子：

“她来的时候是深秋，穿一件灰蓝色的棉袄，领口磨得发光，扣儿掉了一颗，拿别针别上了。她忒瘦，脸也小，可那双眼亮得很，看人的时候直勾勾的，不躲人。她说她从北京来，要找个人。她也没说找谁，俺后来知道了，她找的是飞子。”

我停了一下。北京。李飞是从北京来的。陈月也是从北京来的。他们在那之前就认识了。

“她来了之后，飞子来找俺。那天晚上他在俺那屋坐了老半天都不吱声，灯油都添了两回，他一直没张嘴。俺认得他好几年了，没见过他那个样——俩手搁膝盖上，攥撒开，撒开攥上。末了他说：‘大壮，我有个事求你。’”

“他说月怀了他的娃。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就认得，他下放之后才发觉她怀上了。她一个人从北京坐了两天的火车来找他，身上没带几个钱，到了这边也不知道该咋整。她说她不在乎能不能扯证，她只想把娃生下来。”

“‘可我这个身份，现在不能跟她结婚。’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低低的，眼看着桌面，‘我在北京的事还没了，要是让人晓得我在下面还有女人孩子，不光我活不成，她也活不成。’”

“他求俺把月娶了。对外就说月是俺媳妇儿，娃是俺的。他说他知道这个要求过分得很，可他实在想不出别的法子了。娃已经七个多月了，打不掉，也藏不住。再过一两个月，棉袄都遮不住了。”

“俺没有立马应他。坐在屋炕上想了一宿。第二天早起，俺去找月说了说这个事儿。问问她咋想的。她低着头，闷了好半晌，然后说：‘只要能把孩子平安生下来，我愿意。’”

“俺说：‘那中。那就这么办。’”

“就这样，月以俺婆娘的名义在村里住下来了。办了酒席，扯了证。她睡里屋，俺睡过道屋。村里人都以为她是俺媳妇儿，没人晓得她肚子里怀的是飞子的娃。”

“娃是当年儿冬天生的，腊月里，天冷啊，泼点水，水珠没落地呢就能冻上。生了个带把儿的，六斤多重，忒胖乎，哭声响得很。月给娃起名叫磊，说是光明磊落的磊。说盼他长大以后做个光明磊落的人，别像他爹一样窝窝囊囊地活着。”

赵磊。原来他的名字是陈月起的一一不是赵大壮起的，是她起的。“光明磊落的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