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水杯放回桌上，杯底碰到桌面，发出一声轻微的磕响。我没有再多看那只手，重新低下头，翻到下一页。

赵大壮的回忆录还剩最后几页。

他写到了李飞被接走之后的日子。写到了陈月的葬礼。写到了他一个人守着那栋空荡荡的新房。写到了他后来去表姐家看赵磊——不敢去得太勤，怕引人注意，只能隔几个月去一趟，带点粮食和布票，坐一会儿就走。

他还写到了一件事，字迹比前面更潦草，像是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手在发抖。

马奎带着人冲到他家，逼他交出李飞。马奎还不知道李飞已经被接走了，以为赵大壮把人藏起来了。争执中，马奎对那两个孩子动了手——赵大壮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四岁。等赵大壮挣脱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他夺过马奎腰间的短刀，捅了他两刀。马奎没撑到第二天早上。

民兵队长的职务被撤了。但没有人来抓他。也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他不知道为什么，也想不明白。

字迹到这里断了几行。然后他写了一句：

“俺有时候想，要是俺当初没答应飞子，月就不会留在西望村，就不会死。可俺又想，要是俺没答应，她可能死在别的地方了，连个帮她收尸的人都没有。俺想不明白。俺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我读完最后一个字，把练习本合上，放在一边。

我没有立刻站起来。我坐在那里，看着桌上那本合上的练习本，封面上沾着一些洗不掉的泥点，边角已经磨损了。赵大壮写这本东西的时候，大概是坐在自家炕沿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用一支不太出水的圆珠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写得很慢，有些字不会写，就用别字代替，或者空着跳过去。但他还是写完了。

我伸手把练习本拿起来，翻开封面，看了一眼第一页上的那句话：“俺不知道这些东西有用没用，可俺寻思着，得把它写下来。万一哪天俺也走了，这些东西就没人知道了。”

我合上本子，把它放回档案袋里。

然后我站起来，去卫生间洗漱。

牙刷挤上牙膏，塞进嘴里。刷了几下，我含了一口水，低头吐掉。把牙刷放回杯子里，洗了把脸，然后关上灯，走回卧室。

走到床边，我坐下来。

屁股刚挨到床沿，两只脚习惯性地互相磕了磕，然后脚跟一蹭一蹭，把拖鞋褪到了地上。

两只鞋并排落在地上。我坐在床沿上，低头看着它们。

我穿的是拖鞋。塑料的，轻便的，没有任何需要借助脚后跟去蹭才能脱掉的结构。但刚才那个动作——两脚并拢磕土，脚后跟蹭掉鞋帮——那是穿惯了布鞋的人才会有的习惯。那种自家做的黑色北京老布鞋，鞋帮是软的，带一点后跟，下地回来，坐在床沿上，两脚一磕，后跟一蹭，鞋就掉了。那个动作我做得很自然，自然到像是做过无数次一样。

我坐在床沿上，没有动。

我说不上来那种感觉。不是害怕，至少不完全是。更像是一种不对劲儿，一种细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像是穿了一件别人的衣服，袖口长了一截，领口紧了一点，不碍事，但就是不舒服。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又看了看地上那两只并排的拖鞋。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弯腰把拖鞋捡起来，放正，重新穿上。这一次，我用手把鞋脱了，放在床边。

然后我关灯，躺下。

窗帘外面透进来路灯的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模糊的橙色。我盯着那片光看了一会儿，闭上眼睛。

那个磕鞋蹭鞋的动作还在我脑子里转。它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我的意识里，不深，但拔不出来。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一些。又翻了个身。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那不是我的习惯。我从来没有那样脱过鞋。那个动作不属于我。它属于别人——属于一个在黄土路上走了几十年的人，属于一个穿惯了布鞋的人。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那个动作不是我的。

我躺了一会儿，听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很平稳。但我的手心开始出汗了。我把手伸出被子，放在枕边，感觉到夜里的凉意贴着皮肤，但手心还是湿的。

我告诉自己，这可能只是因为最近太累了。连续几天没睡好，读了太多东西，脑子有些混乱。人在疲惫的时候，身体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举动。这很正常。这没什么好怕的。

但那个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到不像是“做错了”，更像是“做对了”——像是有别人，用我的身体，做出了他最习惯的动作。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过了一会儿，我又翻过来。

我睡不着。

我躺了很久，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也许更久。我试过数羊，试过深呼吸，试过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窗外的风声上。但那个动作还在我脑子里转，一遍一遍地回放，像是有人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播放一段录像。

我掀开被子，坐起来。